雷海宗与吴于廑——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杂忆数则
王敦书
【按】转发王敦书先生的这篇回忆文章，希望大家读过之后能够对吴先生的学术思想历程有个更为深入的了解。
(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 )
雷海宗与吴于廑是我国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在世界史学科建设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名列《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
雷海宗与吴于廑年龄相差11岁，一北一南，共同的教育事业和历史研究把他们联结了起来。我有幸作为弟子和后辈与这两位史学大师有过较多的接触。现就个人所知，约略勾勒他们之间的学术渊源和成就，大概可以为我国的当代史学史研究提供一些素材和线索，对于熟悉他们的名字和关心史学发展的人也不无兴趣。
雷海宗字伯伦，1902年生于河北省永清县。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公费留美。1927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所著博士学位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深获好评，时年25岁。毕业后，他迅即回国在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授和系主任，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讲授西洋史和中国史的有关课程，并主编《史学》杂志，
由上海光华书店出版，成为中央大学年轻的名教授[1]。
当雷海宗扬名于江南一带时，吴于廑正在上海美有中学就读（1926—1931年）。吴于廑原名保安，1913年生于安徽省休宁县，自幼聪颖好学，在中学和西学两方面都打下了扎实的根底。十几岁的时候，就在家乡阅读了英国韦尔斯《世界史纲》的中译本[2]，深有所得。1931年9月获奖学金升入苏州东吴大学历史系学习，1935年毕业后在东吴附中任教。可是，雷海宗1931年秋就离开了南京，转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教育系合聘教授，1932年又北上返任母校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看来，雷海宗和吴于廑在这个时期还没有能够会面和发生个人接触。然而，雷海宗的名字及其学术思想对正在学习成长的吴于廑肯定是有影响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雷海宗随清华大学南迁，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任教，讲授中外历史多种课程。而吴于廑也从苏州来到大后方，1938年冬由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兼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任陈序经教授推荐，免试进入南开经济研究所为研究生，终于与雷海宗相会。当时，雷海宗每年都给西南联大非历史系本科生开设中国通史一课，备受欢迎，声誉卓著。吴于廑已是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与此课毫无关系，但出于对雷海宗的仰慕和敬佩，作为旁听生来到课堂，自始至终风雨无阻地听完这门课程。
1941年，吴于廑撰写了研究生毕业论文《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旁征博引，立论精辟，但未发表，手稿存南开大学图书馆。近年来，由于吴于廑先生的嘱托，我从南开图书馆找出了这一文稿，并从中看到了雷海宗与吴于廑的学术联系。
吴文附注极其精详，多为所据的史料出处，如《左传》、《史记》等；但有时也列出当代知名学者的著作为佐证，如钱穆、张荫麟、冯友兰、郭沫若等，而雷海宗之名也赫然在目，兹举数端。
全文的第二个注（即第一章第一节注二）就是：“参看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一文，载《社会科学》二卷一期，清华大学出版”，吴于廑据此来说明其“商代自盘庚迁殷后的国家组织、即已具有封建帝国的形式”的看法。随后在第一章第三节谈到春秋时代的断限时，在该节注二中特说明：“《春秋》一书，始于公元前722年，终于481年。但以一书概括一时代，未免太刻板。本文依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文中的划期办法，以春秋始于平王东迁终于勾践灭吴，即由公元前770至473年。”其后，在第二章第一节探讨士的身份与职务时，直接引证了雷海宗《中国的兵》文中的原话：“这些士大概都是世袭的贵族，历来是以战争为主要职务的。”（该节注三）接下去在论及春秋战国时代战争的性质时，又据雷海宗同文的观点，主张春秋时代的战争“其性质为争霸战而非歼灭战，远不若战国时战争的斩伐之众”（该节注十三）。
最后，在第四章第一节中，吴于廑对战国时代的性质有所论述，不同意某些学者视六国为封建势力的看法，明确写道：“我们以为此说有未善处。所谓六国者，是指战国时代的国家。依于本文之分析，战国时代实非一封建时代，而系一诸君主集权国家并立之时代。此时代之中，社会及政治上的封建势力，即已荡析将尽，政治上虽有封君，但亦系建立于新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此时代又为各国奋战的时代，各国皆训练其农民为兵，兵民不分，皆于烽火之中，养成国家情绪。”这些观点皆出自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等论文（见吴文此节注一〇四）。
应该指出，吴于廑此时在宏观上的史学方法论和整个世界史观是深受施本格勒和雷海宗的形态学史观的影响的。
吴文在引言中特别说明：“在方法上，本文不标新立异。我们只是避免因果律的看法，将史实的发生当作一种生长或演化来看而已。”这一思想正是当时风靡于西方的德国施本格勒的基本理论，而雷海宗则是中国最早接受并阐发施本格勒观点的学者。对于西洋史的概念及其分期，吴于廑在第一章第四节注二中专门指出：“本文所用‘西洋历史'一辞，专指公元五世纪后罗马帝国灭亡，日耳曼人入侵以后的历史而言。希腊罗马史与日耳曼人入侵以后的历史并非一系，不包括在内。此意发自德国O．Spengler，参看其所著 The Decline of the West第一卷引言。”这一看法，雷海宗在《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文中有专门的分析，他断言“希腊罗马文化与欧西文化关系特别密切，但无论由民族或文化重心来看，都绝不相同”，“推其究竟，仍是两个不同的个体”，“不能把几个不同的个体混为一谈而牵强分期”[3]。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吴于廑当时与雷海宗的史学思想是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的。
1941年秋，吴于廑考取清华大学第五届留美公费生，赴美为哈佛大学研究生。194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7年回国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和历史系主任。这时，雷海宗已随清华大学返回北平，他们之间大概没有更多的联系。吴于廑在哈佛大学写的英文博士论文，比较研究中外封建制度，据说乃精心杰作，惜未公开刊行，无缘拜读，其中是否有提到雷海宗著作之处，不敢妄谈，留待以后有条件时再探讨。
新中国成立后，雷海宗仍在清华大学执教，1952年院系调整，调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世界上古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吴于廑这时在武汉大学历史系也主要讲授世界上古史课程。教育部数次召开全国高等学校世界上古史教师会议，讨论和交流关于世界上古史教学大纲、教材、教学参考资料以及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向题与经验。雷海宗和吴于廑作为两个重要大学的主要任课教师与专家，再次相遇，建立了联系。
雷海宗在南开大学讲授世界上古史一课，后编印出讲义，高等教育部定其为全国高等学校交流讲义，并准备正式铅印出版。吴于廑和武汉大学历史系是看到并具有这一交流讲义的。
雷海宗在这部著作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世界上古史做了系统阐述，其特色在于有自己的体系，既摆脱他原来发挥的施本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的框架，也不完全沿用苏联教科书的一般结构，特别重视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史。在开宗明义的第一章“总论——中国与世界”中，把中国史包括在世界史之内，专门概述了上古中国的历史，强调中国人学习世界史，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在全书最后又专设第十三章“上古中晚期亚欧大陆之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集中论述了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6世纪亚欧大草原的游牧部族及其与中国、希腊和罗马等地区国家的关系与迁徙。以后又将这一章专门写成学术论文在《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6年第1期上发表。
雷海宗在交流讲义中突出地考察了世界上奴隶社会和奴隶制度的整个历史，分析了奴隶社会的三种不同地区和奴隶制度的两种不同类型，认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间的差别远不如与其他社会相差之大，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的具体过程在各地区的时间迟早大不相同，情况交错复杂，多有歧异。这些都是上古史中的疑难问题，仍待历史学者彻底分析研究。1957年，他在《历史教学》杂志第7期上发表《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的一些问题》一文，进一步提出原始社会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依生产工具而论，有铜器和铁器两大时代，依社会性质这两大时代可分为两个或三个阶段：部民社会、古典社会、封建社会。后两者属于铁器时代，实际都是封建社会而稍有不同。世界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奴隶社会阶段，雅典、罗马的短期特殊发展，只能作为封建社会的变种发展。
1957年。雷海宗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得到改正），受到批判，停止了教学活动和发表文章，健康急剧恶化。吴于廑与雷海宗之间不可能再有接触。
1961年春，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会议，吴于廑负责主编《外国史学名著选》一书，其中《希罗多德<历史>选》和《李维〈罗马史>选〉两分册的选译任务由南开大学历史系承担。这时，我恰好由南开大学农场摘掉右派帽子后归来，在历史系资料室工作，接受了这一翻译任务，由雷海宗校阅。雷海宗先生抱病认真负责地进行了指导和校改，我们较好地首先完成了《李维〈罗马史〉选》的选译工作，在当年6月末将稿子寄给了吴于廑。考虑到雷海宗与我当时的政治身份与状况，我们在译稿上以南开大学世界古代史教研室具名。但是，吴于廑先生收到稿件后，即来信询问具体译、校者的姓名。我据实给以答复，说明情况。吴先生认为，应该承认和尊重校、译者的工作，尽管处于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仍决定在该单行本出版时列上校、译者雷海宗和我的名字，充分显示了一个著名学者的胸襟和气魄，表现出他对雷海宗的尊敬和对我这个后学晚辈的提携和爱护。这是雷海宗生前最后一篇具名出版的作品。
1962年，吴于廑应邀来南开大学讲学，做有关希腊化时代的学术报告。报告之后，历史系教师与吴于廑举行了座谈。此时，雷海宗身患不治之症，全身浮肿，严重贫血，步履艰难，但还是出席了会议。这是吴于廑与雷海宗最后一次相会。从他们两人默默的握手与目光中，我看到了两位史学大师的深重情谊和共同心声。不久，雷海宗即于该年末逝世，时年60岁。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历史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取得巨大的进展，呈现欣欣向荣的新形势，吴于廑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术论文，将世界史学科建设大大推向前进。
吴于廑在《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一文中，提出“要使世界史这门学科真正是以世界全局为历史考察对象”；他从放大观察广度上着眼，探讨了亚欧大陆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形成与并立，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大冲击以及三次大冲击对于历史成为世界史的作用及其历史限度等问题[4]。不难看出，吴于廑的这篇文章，是继雷海宗之后，胸怀世界全局，对世界历史上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关系做了新的突破，站得高，看得远，说得透。
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吴于廑撰写了《世界历史》一文，明确界定说：“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5]他回顾了古今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的不同认识，深刻精辟地分析了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高瞻远瞩地概览了世界历史古往今来的全局发展。在谈到世界历史上划分奴隶制阶段和封建制阶段时，指出“前资本主义的两个阶级社会即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都很难以某一地区历史实例作为典型，也很难以某一实例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作为世界历史上划分两个社会形态的标准”，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6]。显然，吴于廑此处是考虑到雷海宗关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一些观点的。1981年秋，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在北戴河召开的学术会议期间，吴于廑先生曾与我谈到，关于这个问题他是持有某种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想法的。
雷海宗和吴于廑这两位史学大师的研究领域不尽相同，史学思想亦未必完全一致，学术成就各有千秋，但其学术渊源确有脉络可循。两人对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毕生做出贡献，齐心协力，鞠躬尽瘁，功不可没。雷海宗开拓于前，吴于廑奠基于后，发扬光大，青出于蓝，更胜于蓝。1985年夏，由呼和浩特赴大同途中，我请吴于廑先生写一篇纪念雷师和评述其史学成就的文章，他欣然慨允，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在西南联大时自己曾慕名旁听雷先生中国通史的课程，深受启发，获益良多。由此，我才恍然知道他们四五十年前的往事和关系。由于工作忙，事情多，后又患病，吴先生未能写出关于纪念雷海宗的文章，但他一直惦记在心，念念不忘，不久前还在给我的信中谈及此事。
吴于廑先生突然仙逝，我以崇敬的心情试写此文，冀略遂先生遗愿，并缅怀雷海宗和吴于廑两位大师的业绩，以表纪念。
[1] 已故著名史学家蒋孟引1929年入中央大学，为雷海宗的弟子，在其遗稿《雷海宗先生给我的教益》中写道：“那时雷先生还很年轻，却是全校宣扬的名教授。”
[2] 吴于廑：《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第4期。
[3]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4] 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5] 吴于廑：《世界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0版，第1页。
[6] 吴于廑：《世界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0版，第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