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njie1983

从俾斯麦到威廉二世

——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

一、导言


    德国的统一打破了维也纳体系下欧洲各大国之间的“均势”。在当初欧洲五强政治中，普鲁士是最弱的国家，现在德意志帝国取代了普鲁士的地位，它在人口、土地面积、经济力量和军事实力等方面不仅超过奥匈，而且也超过了法国。但是对新德国来说，其处境也是极为尴尬的。正如希尔德布兰特所说，“德国对于欧洲的‘均势’来说太过强大，而对于整个大陆的霸权来说，又太过弱小。”[1]俾斯麦所奉行的“大陆政策”正是出于对德国实力及安全的准确认识而采取的稳健的对外政策。但是随着德国的发展，其利益的要求已经不是俾斯麦所限定的框架所能满足。到了19世纪90年代，“德帝国传统的政治精英们已无能力通过改革来应付内部社会政治现代化的压力，便力图通过对外大胆的冒险措施来摆脱内部的困境。”[2]俾斯麦的免职，威廉二世“世界政策”的出台，就是应付这种内在压力的最好证明。


    本文旨在考察这一时期德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可以说一战的爆发与德国对外政策的转变有直接的联系。德国在处理与俄国和英国的关系时所采取的冒险政策使得其在一战爆发前，外交回旋的余地丧失殆尽。而德国在从一个中欧大国而转向争取世界霸权的过程中，外交政策的得失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

二、俾斯麦的大陆政策

由于德国通过1870一1871年普法战争的胜利，强迫法国接受法兰克福和约并割让阿尔萨斯—洛林，使得法国人不甘心失败，一定会找机会复仇。这就使得新德意志帝国在欧洲列强中的地位，一开始就受到法国的敌对。而1875年“战争在望”危机中英国和俄国的态度，使得俾斯麦深知“在国际政治中，为了不致迅速引起别人的不信任并造成反德联盟，德国务必采取非常克制的态度。”[3]当时要阻止法国的复仇有三种办法：一是要求法国人宽容并且忘掉阿尔萨斯一洛林的丧失，这显然不可能。二是彻底击溃法国，使之不能东山再起。这显然为一贯奉行欧洲大陆均势政策的英国所不能接受，东邻俄国更不愿冒单独面对强大德国的风险，因而为国际社会所不容。三是把一切可能成为法国盟友的国家联合在德国周围，孤立法国。只要法国孤立无援，仅凭自己的力量显然无法击败德国。这后一种办法既不触怒国际社会，又能保证德国的安全，防止法国复仇，因而成为俾斯麦时期德国的基本外交路线。[4]

1、大陆联盟体系的建立

1871年前，俄国一直是俾斯麦外交政策的坚定支柱，由于俄国的支持，俾斯麦才得以进行1866年和1870—1971年这两场战争而不遭到别国的干涉。而法国明显的敌对态度，使德国比以往更加依赖于俄国。为了拉拢俄国和奥匈帝国共同遏制法国，俾斯麦设计了一系列复杂的联盟体系，希望以此来缓解联盟内部的矛盾。1872年9月，奥皇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及首相安德拉希·居拉伯爵、俄皇亚历山大二世及首相戈尔恰科夫访问柏林，与德皇威廉一世及首相俾斯麦会晤。三国首相最后议定：维持欧洲现状，协同解决东南欧的纠纷。1873年5月6日，德皇威廉一世和傅斯麦、毛奇访问圣彼得堡，德、俄签订了一项军事协约。约定：缔约一方被欧洲任何一国进攻时，另一方应出兵20万相助。同年6月6日，俄皇亚历山大二世和戈尔恰科夫访问维也纳，俄、奥两皇又签订《兴勃隆协定》，约定：遇有第三国侵略危及欧洲和平时，两国应立即商讨共同的行动方针。同年10月22日德皇也加入这一协定，协定至1875年有效，史称第一次三皇同盟。柏林会议后，德俄关系恶化。俾斯麦为了防止俄、法联合，使自己两面受敌，而俄国也想联合德国在近东和两海峡与英国抗衡，因而在1881年6月18日俾斯麦与俄、奥两国大使在柏林又签订了三国协定，为期3年。1884年续订，1887年废除。史称第二次三皇同盟。协定规定：缔约国之一与第四国作战时其它两过应遵守善意的中立，并尽力使冲突局部化；对土耳其欧洲领土的任何改变须经三国共同协议，三国承认封闭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原则，使土耳其不得将海峡供任何交战国作军事活动之用。另外，三国又签订一项附加的协议书，规定：奥国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保留随时合并之权，三国不反对保加利亚和东鲁米利亚的合并。1887年协定期满，因俄、奥在巴尔干冲突加剧而未再续订。同年，面对法俄的接近，俾斯麦另与俄国签订《再保险条约》，此约维持到1890年。[5]“俾斯麦并不期望再保险条约会成为反对俄法联合的一个可信的工具，而仅仅相信，这个条约也许能阻碍法俄联合的形成，如无这一条约，则此种联合肯定会出现。”[6]

为了继续巩固他的大陆联盟体系，防患法俄之间可能的同盟，俾斯麦又将意大利拉入自己的怀中。于1882年5月与奥匈帝国一起与意大利在维也纳签订三国同盟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为：（一）、如果意大利未有直接挑衅行为而遭受法国进攻，不论理由为何，其他两国必须以它们的全部军队给予被攻击的一方以援助。（二）、如果俄奥发生战争，意大利将严守中立。当德国未有“直接挑衅行为”而遭法国侵略，或德奥未有“直接挑衅行为”而受法俄攻击时，意大利才参战。[7]虽然条约中对意大利的约束很小，但是俾斯麦也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它至少能在法德冲突时，使意大利能从南面牵制法国。

俾斯麦用了近20年的时间，通过高超的外交手段，精心维持着他的大陆联盟体系。这一体系一方面防止法俄可能的同盟，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了在法俄结盟后能建立与之对抗的同盟集团。可以说这一同盟体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导着欧洲大陆上的国家关系，使结盟成员之间互为矛盾，互相制约，并使德国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但是，“联盟的梦魇”并没有消除，其中隐藏着许多不可化解的矛盾，尤其是德、俄关系未有实质性的改善。以至于到了1880年后，俾斯麦外交的主要目的都着眼于化解俄、奥之间的争端，以免德国因此而与俄国冲突。“俾斯麦渴望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清算近东突出的问题来使欧洲得到平静，并且通过实践一项真诚的对巴尔干问题的解决方案，来化解俄国和奥匈帝国的争端。即使他在1879年表明一个旨在防止俄奥接近的双重联盟是必要的，而且他还对所有试图通过增强巴尔干国家力量而解决这一地区问题的计划都表现的毫无兴趣。”[8]

虽然第二次三皇同盟和俄德再保险条约使德国一度摆脱了两线作战的危险，德国也由此获得了欧洲大陆上所谓的“半个霸权”。[9]但是，德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要求柏林的领导能在国家艺术上有特别高超的水平。”[10]显然，俾斯麦凭他个人超强的外交能力得以勉强驾驭这复杂的联盟关系，但是当他的后继者们面对如此局面而难以掌控时，此复杂体系的缺陷和联盟内部的各种矛盾就暴露无遗了。

导致这一局面的产生，也与德意志帝国从普鲁士继承下来的专制主义传统、德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以及帝国内部的社会结构有很大关系[11]。俾斯麦当然也要为他被迫辞职后，德国外交政策的失败负责。正如茹特菲尔斯所说，“帝国的创立者显然是政策转变的责任人，至少要为一项政策的合法化负责，这种方式最终不幸的完善了，从我们的时代来看更是显而易见。”[12]考察帝国建立及其初期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俾斯麦更多的是通过军事手段的“上层的革命”来创建新帝国，[13]其统一是形式上的、虚假的统一，民族主义被保守主义操纵而遭到扭曲。[14]可以说，这个帝国根本不符合民族国家的理念。以致希尔德布兰特评论道：“如今的德国，也就是1871年建立起来的帝国，其所包涵的德意志民族的共同点，比起1806年就已经终结的神圣罗马帝国所包涵的还要少。”[15]在这样一个过渡型国家里，俾斯麦的传统内阁外交与大众民意越走越远，而这些问题突出的表现在他的殖民地政策里。

2、俾斯麦的殖民地政策

俾斯麦从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立足未稳的现实出发，始终把他的对外政策定位在确保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强国地位上，在采取殖民扩张政策问题上，态度消极。但是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及海外贸易的发展，德国民间对海外殖民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到1882年，主张殖民的人们成立了“德意志殖民联合会”（Gesellschaft für deutsche Kolonisation）以加强他们的宣传。

1884年俾斯麦给私人的殖民活动以支持并给以国家保护。在1885年他更是利用英法和英俄矛盾紧张形式夺取了非洲和南太平洋的几块殖民地。但是他任然确信，德国切身利益不在欧洲之外。随着英法紧张局势的暂时缓解、英国和俄国就阿富汗边界问题达成协议，德国推行积极殖民政策的时机已经过去。俾斯麦深知，处在两个大国之间的德国是不能冒着与英国发生严重冲突的风险而推行殖民政策的。正如俾斯麦于1888年在反驳殖民主义者沃尔夫时所说的：“你对非洲的蓝图确实很美好，但是我对非洲的设想却基于欧洲。法国在左边，俄国在右边，而我们在中间，这就是我的非洲蓝图。”

俾斯麦保守的殖民地政策与他推行的大陆政策是相一致的。他毕生所追求的是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大国地位并保留德国在统一战争中所获得的各种利益。当殖民政策与上述目标发生冲突时，他就会毫不犹豫的把伸向海外的手再收回来。但是他保守的殖民政策与德国经济飞速的发展、海外贸易的不断增加不相适应，也与国内严重的民族主义情绪格格不入。“帝国首相曾经利用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运动为他的国内政策服务，但是却在海外殖民政策中取得如此之小的成绩。随后由于这些运动的驱动，使得他的政治生命难以为继，这也是最终迫使他离开政坛的一个重要原因。”[16]作为“梅特捏的体制中培养成人”[17]的老首相在德国步入帝国主义阶段时，已经不能在处理德国内外政策时找到平衡点，这也使他在与新皇帝的冲突中不得不黯然下台。“世界政策”也在俾斯麦远去的背影中浮出水面。

三、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

“德国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由一个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化和具有大城市化特征的国家。在1871年到1914年之间，德国的工业生产扩大了6倍，出口扩大了4倍。在一战前的十年里德国的工业和经济是世界经济繁荣的象征。”[18]这种现代化发展的势头，在威廉二世登基以后显得更为明显。因此，德国凭借自身日益增长的实力，已经不满足于仍被锁在中欧的“盒子”里，而是要与英、法、俄等国去争夺对世界的控制权。德国的这种扩张倾向也与当时整个世界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在这个竞争性的帝国主义时代里，为了自身发展而优先抢占地盘，控制国外空间与资源的企望，是与当时所有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且，这些国家个个都是丝毫不亚于德帝国贪婪胃口的大国。”[19]以至于俾斯麦以后的帝国宰相们在看待世界局势时认为，“当欧洲外的巨人在到处形成的时候，继续保持欧洲的均势，无异于宣判德意志人的无所作为，最后是宣判所有欧洲人的外族统治。”[20]因此，德帝国不仅被要赶上一个正在衰败的英国的愿望所驱使，而且也被一种对俄国和美国正在崛起的恐惧所驱使。

因此当俾斯麦下台，德国的政策向“新方针”转变时，德国国内对待这一转变却“进行得异乎寻常的平静”，而在国外却造成了强烈的影响。[21]人们担心，今后德国的政策将发生人们不愿意看到的变化。虽然新皇帝在上台时曾虚伪的表示，德国的政策将“航道照旧，全速前进”。但是，实事很快证明，年轻皇帝已决议执行一套与俾斯麦有很大不同的“新路线”，即改变过去基本上局限于欧洲大陆的政策，转而采取积极参与世界事务，全力争夺世界霸权的政策。

首当其冲受到这种政策转变影响的是业已由于贸易矛盾而岌岌可危的德、俄关系。卡普里维上台后，德国执政者改变了俾斯麦从地缘政治出发而强调的必须防止德国陷入力不能胜的两线作战的外交指导思想。他们深受军方意见的影响，认为由于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持续扩张使得德国必须同时做好与法国和俄国两线作战的准备。为此必须无限加强三国同盟。此外，他们错误的估计了形式，夸大了俄国同法国和英国的矛盾，认为德国将有更多的机会为实现称霸而努力。1890年对俄德再保险条约的拒签，就是这一思想指导下造成的恶果。这使得俄国迅速的与法国接近，无可挽回的走向了德国的对立面。“柏林在1892年到1893年间试图把俄国争取回来——这显然是徒劳的：对于圣彼得堡来说，这样的接近无异于最后一次证明了与法国的联合才是有利的。”[22]

面对东西两侧合围的现实，对德国的决策者来说，维持与英国的良好关系是最重要的战略选择。对于英国来说，作为两个集团的仲裁者，肯定比作为一个集团的成员所获得的利益要大得多。[23]在世纪之交时，英国与同样拥有庞大海外利益的法国以及俄国的矛盾比起仍然只局限于欧洲大陆的德国来说更加尖锐。再加上“威廉二世常常相信在国际皇室之间的个人外交并且充分准备好好利用他与欧洲许多王室的血缘关系，特别是与英国的。”[24]也让德国的当权者觉得英、德之间的冲突并不突出，英国反而需要德国的帮助。因此，德国可以充分利用“行动自由”和“选择自由　”的好处。[25]

但是，随着“世界政策”的深入，德帝国对外扩张的脚步越迈越大，不可避免的同“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爆发冲突。在殖民地利益的争夺上，英、德之间争斗的初次爆发是由于德兰士瓦引起的。1896 年，德皇威廉二世在英军部队袭击德兰士瓦失败后，致电德兰士瓦总统说，布尔人战胜外国侵略者“并未求助于友邦”，“捍卫了国家的独立”。[26]这份电报引起了英国的愤怒，把它看作是对英国的挑衅。随后，德国又利用英国在布尔战争期间所陷入的困境，来获取一些比较可观的殖民地利益。如德国政府在1898 年8 月提出了瓜分萨摩亚群岛问题。虽然英国不愿意把萨摩亚交给德国，但是为了换取德国在南非保持中立，英国还是满足了德国的这一要求。与此同时，德国开始在东亚扩张。1897 年,德国以“租借”为名吞并了中国的胶州湾，随后将整个山东半岛置于它的保护之下。这使早已盘踞在中国的英国感到不安。对英德关系破坏更大的是德国向近东的渗透。巴格达铁路便是加紧向近东和中东扩张的实际表现。德国于1910 年冲破了修筑巴格达铁路的重重障碍，这也使得德国与英国的矛盾却日益剧烈。巴格达铁路为德国开辟了一条经过奥匈、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直达波斯湾的通道。随着这条铁路的建成，德国便在近东、中东和苏伊士运河附近获得了重要阵地，对英国同印度这个不列颠殖民帝国支柱之间的海陆交通构成了威胁。这是英国所不能容忍的。

为了保障德国的海外利益，加强其参与列强瓜分世界的实力，扩充海军也就成为了“世界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造舰队、开展更为积极的外交政策，在一段时间里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许多学者以及皇帝本人的要求。他们都相信，像德国这样大小和财富的国家应该要求一支更强大的海军和更广阔的帝国。”[27]尤其是威廉二世。他深受美国战略理论家马汉的“海上实力论”的影响，极力主张扩充海军实力。他表示，“德国的未来在海上”，“要让海神的三叉戟掌握在我们的手中”。[28]而且为了尽快改变海军状况，1897年6月17日，他任命积极主张向外扩张的蒂尔皮茨接管帝国海军部。可以说，“1894年到1897年的对外政策是由皇帝不可逆转的个人统治所主宰的。”[29]1898年3月帝国国会通过了由蒂尔皮茨主持制定的第一个海军预算法案。国家外交秘书比洛（后为帝国首相）在法案通过后积极相应，“它将会取得极大的成功并且会给我们的贸易、安全、未来及我们至高无上的敬爱的皇帝带来巨大利益。”[30]仅仅2年后国会又通过了第二个海军法案，要求在17年中使舰队数量翻一番。日俄战争后，海战的方式和对战舰的要求有了新的发展，再加上英国于1906年建造的新型“无畏舰”的刺激，德国又相继通过了2个法案，与英国展开建造无畏舰的竞赛。

面对德国的举动，一开始，英国采取了冷静的态度。因为在无畏舰建造之前，德国海军还不具备挑战英国海上霸主的实力。[31]但是当1906年5月帝国国会批准了一项意在扩大基尔运河和威廉港口及船坞的设备并建造德国无畏舰的补充法案时，德英海上力量的对比由此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由于转向无畏舰的生产，英国战舰对德国战舰数量上的优势逐渐减少。而且在建造无畏舰方面，英国只比德国略占优势。在德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强大舰队后，英国更是感到一种威胁。1907年1月英国外交部司长艾尔·克劳在一份备忘录中说，德国谋求霸权地位，从而威胁着大英帝国的切身利益，因此抵制德国的扩张必然是英国政策的主要目标。[32]为此，英国迅速向法、俄靠拢。在1904年与法国就殖民地问题达成协议后，又于1907年按照英法条约的先例与俄国签订了一项协定，协调了他们在中亚的争端。这样，就使得德国处于了极为不利的孤立地位。英、法、俄三国联合起来将德国排斥出世界强国的行列。虽然英国在同俄国和解后曾两次试图通过裁军谈判来缓和与德国的海军军备竞赛，但是这些尝试都被德国粗暴的拒绝了。威廉二世和蒂尔皮茨把军备协定看作是限制德国的主权，是对德国谋求世界霸权的一种威胁。这样的做法无疑把英国推向了离自己更远的地方。在外交上陷于孤立的德国只能通过无休止的扩军备战来保障自身的安全，而这样的做法无疑也使其他国家更感到不安，激化了与英法俄三国的矛盾。

四、评价及启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德国外交政策的转变导致了欧洲两大对立军事集团的产生，而这也是最终导致一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大战前夕德国曾试图通过外交努力去阻止战争的爆发，但可惜积重难返，这样的尝试也只是徒劳。从战略层面上看：1890到一战前，德国发展虽然很快，但是其实力还是不足以同时挑战三个世界强国。俾斯麦后德国的对外政策由多个部门制定和执行，他们之间缺乏配合，造成了德国外交政策上的混乱。而且一些主张充满着冒险与激进，表现为一种急功近利的短视，整个国家缺乏一种长远的大战略。从国内政治上分析：选择这样的外交政策与德国特殊的国家性质有直接的关系。它是一个把西方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的力量与东方君主专断的决策结合在一起的大国。在这样的国家里威廉和他的容克上层贵族担忧其农业利益会减少，担心有组织的工人的兴起和工业繁荣时期社会民主党影响的发展，1897年后，对强权政治的追求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些考虑的推动。这将在政治上受到欢迎并转移对德国国内政治分歧的注意力，[33]而且“在德国社会中占据相当可观部分的民族主义者的态度是极其情绪化的。这些情绪化的表现不仅仅源于对民族的自豪，可能更多的是源于恐惧和深藏在意识中的不安全感。”[34]所以，一旦柏林的政权在与国外的对峙中退却，德国的民族主义势力可能会谩骂和谴责这位皇帝及其助手。这使得德国决策者们在处理外交事务上有种骑虎难下的感觉。从地缘政治角度观察：德国地处中欧，最大的危险就是俄国和法国从东西两面的夹击。在俾斯麦主政时所极力避免的就是这种情况的发生。而到了威廉二世亲政时，盲目相信德国的实力，将俄国推到了法国一边，使德国陷入了合围之中。他的海军战略也没有顾及德国是陆海两栖大国且只有北海作为唯一出海通道的事实，在大陆上已经被东西合围的情况下，还积极发展海军，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这样，德国在陆地和海洋上都被深深的包围起来。德国海军在一战中的无所作为也证明了这种战略的失败。

    “德意志帝国是第一个因着迷于自身实力并对其滥用而导致灭亡的现代国家，但这绝对不是最后一个。”[35]由此可见，一个大国的崛起依靠的不仅仅是实力上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国内政治的进步、民族心理的健康以及制定一套基于对本国地缘政治和外交环境全面认识上的长远的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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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ildebrand , Das vergangene Reich : Deutsche Außenpolitik von Bismarck bis Hitler 1871-1945, Oldenbourg Verlag ,1995, S . 874 . （希尔德布兰特: 《逝去的帝国》，第874页。）

[2] 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

[3] 卡尔·艾利希·博恩等著：《德意志史》，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中译版，北京，第354页。

[4] 邢来顺：《略论德意志帝国外交中的“大陆政策”和“世界政策”》，《高师函授学刊》1994年第3期。

[5] 此一系列条约的详细内容可参见王铁崖、王绍坊选译：《一八八七——一八九八年的欧洲国际关系》，三联书店出版，1957年，北京。

[6]卡尔·艾利希·博恩等著：《德意志史》，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中译版，北京，第399页。

[7]参见王铁崖、王绍坊选译：《一八八七——一八九八年的欧洲国际关系》，三联书店出版，1957年，北京，第58页。

[8]W . N . Medlicott , Bismarck and Three Emperors’ Alliance , 1881—1887 ,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 Fourth Series , Vol . 27 (1945) p . 82 . Stable URL : http://www.jstor.org/stable/3678575

[9] Andreas Hillgruber , Germany and the Two World Wars , p . 4 .

[10] Konard Canis , Von Bismarck zur Weltpolitik : Deutsche Aussenpolitik 1890 bis 1902 , Akademie Verlag , Berlin ,1997 , S . 13 . (康纳德·卡尼斯 ：《从俾斯麦到世界政策：1890年到1902年德国的对外政策》，学术出版社，柏林，1997年，第13页。)

[11] 参见高荆民：《“世界政策”——德国现代化特殊性的选择》，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5卷，第4期，2002年7月。

[12] H . Rothfels , Probleme einer Bismarck-Biographie , Deutsche Beiträge , ii (Munich) , 1948 , S . 170.

[13] Hans-Ulrich Wehler , Bismarck’s Imperialism 1862-1890 , Past and Present , No. 48 (Aug.,1970) , p. 122 . Stable URL : http://www.jstor.org/stable/650484

[14] 郭少棠：《权利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6页。

[15] Hildebrand , Das vergangene Reich : Deutsche Außenpolitik von Bismarck bis Hitler 1871-1945, Oldenbourg Verlag ,1995, S . 897 . （希尔德布兰特: 《逝去的帝国》，第897页。）

[16] Hartmut Pogge von Strandmann , Domestic Origins of Germany's Colonial Expansion under Bismarck , Past and Present , No. 42 (Feb., 1969), p. 159.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650184

[17] 科佩尔·S. 平森：《德国近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北京，1987年中译版，第385页。

[18] Porjekt LeMO(Lenbendiges virtuelles Museum Online) ,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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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6页。

[20]David . Clleo , 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 , London,1978 . 转引自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页。

[21]卡尔·艾利希·博恩等著：《德意志史》，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中译版，北京，第412页。

[22] Konard Canis , Von Bismarck zur Weltpolitik : Deutsche Aussenpolitik 1890 bis 1902 , Akademie Verlag , Berlin ,1997 , S . 13 .

[23] Erich Brandenburg , From Bismarck to the World War , 1870-1914 (Oxford , 1927) , p. 296 .转引自王开明：　《评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对外战略——从俾斯麦到威廉二世》，《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3期。

[24] Wolfgang J. Mommsen , Kaiser Wilhelm II and German Politics ,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25, No. 2/3 (May - Jun., 1990), p. 297.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60734

[25] 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慕尼黑，1985年版，第203页。转引自吴友法、黄正柏主编：《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7页。

[26] 赫沃斯托夫：《外交史》， 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74页。

[27] David E. Kaiser , German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55, No. 3 (Sep., 1983), p. 447 .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878597

[28]邢来顺：《略论德意志帝国外交中的“大陆政策”和“世界政策”》，《高师函授学刊》1994年第3期。

[29] W . J . Mommsen , Großmachtstellung und Weltpolitik 1870-1914： Die Außenpoli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Ullstein Tb Verlag , 1993, S . 123 .

[30] Röhl , Germany Without Bismarck , p . 253 .转引自David E. Kaiser , German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55, No. 3 (Sep., 1983), pp. 442-474 .

[31] 参见袁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英海军军备竞赛》，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第14卷，第4期。

[32] 卡尔·艾利希·博恩等著：《德意志史》，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中译版，北京，第460页。

[33] 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08页。

[34] Wolfgang J. Mommsen ,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in Wilhelmian Germany, 1897-1914 ,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 24, No. 4 (1991), p . 400 .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4546222

[35] David E. Kaiser , German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55, No. 3 (Sep., 1983), p. 474 .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878597


[ 本帖最后由 shenjie1983 于 2009-3-30 07:26 编辑 ]

shenjie1983

文章写得仓促，有许多不足，希望老师同学们多多批评指正。
当然大家也可以就这一时期德国对外政策的转变谈谈自己的看法

anfdilindy

受教了~~  
谢谢沈同学

LX_LZQX

这是师兄发表在《古今》上的文章吧？当时阅读就有深刻印象，也十分敬佩师兄的文笔和学术积累。师兄谦称成文仓促，我这里才真是仓促回帖，待我再次详尽拜读后再向师兄请教。


我一直想找到表现俾斯麦和威廉二世关系的那张经典漫画——威廉二世看着俾斯麦这位德意志的“老舵手”走下舷梯，而即将亲自执掌统一了的德意志驶向一条不同的航线——可惜未能如愿，只好以这张两人的合影为佐，附上师兄的大作了：

东方少侠

不知道楼主的这篇文章发在《古今》的哪一期上？最近几期的古今我都看过，但是没有读到你的这篇。？？？

shenjie1983

这还没发表呢。。。可能是刘同学弄错了吧。。只是一篇课程论文。。。寒假里写的。。因为图书资源有限，所以大量的采用了网络资源。因此写的很不深入，而且还有好多问题没有谈清楚。尤其是德国国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和议会斗争方面，在这篇文章中几乎没有涉及。

LX_LZQX

看来是记忆错误，实在惭愧惭愧，也许是同读过的类似文章有所混淆，不敬之处还请师兄见谅！

shenjie1983

没关系啦。。主要是这方面的文章已经很多了。但是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是侧重于国际关系方面，对德国国内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其对外政策的转变之间的联系还没有专著进行系统的考察。

shaoying150

楼主文章中每一个小点都还可以展开论述，比如俾斯麦的殖民地政策就牵扯着欧洲大国间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以及国内的各个利益集团间博弈……

俾斯麦的殖民地政策并不是始终如一的……

shenjie1983

确实。关于俾斯麦的殖民地政策国内外已经有很多学者专文论述过。其政策前后呈现出一种摇摆的不确定性。总得来说，他还是以其大陆政策为基础来制定殖民政策的。这与国内激进的政治要求相矛盾，可以说德国的统一是利用了这些激进的民族情绪的，但是当这种情绪影响到对外政策的制定时，其政府没能很好的控制，导致了整个民族的非理性行为。虽然俾斯麦本人是清醒的，但是他在其执政后期，已经无法有效控制了。

苗圃

这是韩老师课的文章吧··· 成文的效果果然不一样呢···